管理大师之：彼得·德鲁克

Drucker,PeterF.（1909—2006）

个人背景

●1090年5月13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

●1937年以经济学家和顾问身份，永久定居美国。

●1942年任佛蒙特州本明顿大学哲学政治学教授。

●1952年任纽约大学管理学教授。

●1974年发表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和实践》。

●198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最后一个可能的世界》。

主要著作

《经济人的末日》（TheofEconomicMan）（1936）

《工业人的未来》（TheFutureofIndustrialMan）（1942）

《公司的概念》（TheConceptoftheCorporation）（1946）

《管理的实践》（ThePracticeofManagement）（1954）

《成果管理》（ManagingforResults）（1964）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TheEffectiveExecutive）（1967）

《人员与绩效》（PeopleandPerformance）（1973）

《管理：使命、责任、实务》（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1974）

《无形的革命》（TheUnseenRevolution）（1976）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AdventuresofaBystander）（1979）

《面向新经济》（TowardstheNextEconomics）（1981）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1985）

《管理前沿》（TheFrontierofManagement）（1987）

人物概要

德鲁克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管理学大师。他的著作广泛涉及政治和经济学的诸多问题，但最突出的是他在管理学上的成就。以他为奠基人的“目标管理”理论使管理学从科学管理进一步向更哲学性的方面发展，从而减少了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所持“目的比功效更重要的观点”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德鲁克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其人文化管理的理论。他将管理现代企业视为现在社会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将管理者放在整个企业的核心以突出灵活性和控制力。管理者指引整个团队达到经济成效，以及社会成果。除了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外，德鲁克也是非常出众的作家和交流家，他流畅的写作风格和把握听众注意力的能力为他赢得了很多的赞誉。有人批评他所推广的过渡归纳性的管理理论，尤其是“可转换管理”概念，但他在管理上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为全世界所承认。

德鲁克1909年生于维也纳。他的父亲阿道夫·德鲁克(AdolphDrucker)是维也纳当时很出色的律师，也是有名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同时还是萨尔兹堡音乐节的开创者之一。1938年，由于德国吞并奥地利，全家移居美国。在自传中，德鲁克在《旁观者》一书中生动地回忆了他在一战中在维也纳的成长历程，家族和文化对他后来的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20世纪30年代德鲁克在欧洲当记者和经济学者，直到1937年他到美国后，才决定了自己一生要从事的事业。1942年他进入佛蒙特的本明顿大学，10年后前往纽约大学担任管理学教授。从那时开始，他就开始经常为美国很多领先的企业做报告、写作和担当顾问。

德鲁克是多产的学者，通过他的作品你能够看出他的见解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1936年，还不到30岁，他便出版发行了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研究了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根源。除了流畅而优美的文字之外，该书最大的长处在于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当时能够盛行的原因，及其何以在欧洲大陆生根发芽。他的第二本书《工业人的未来》出版于二战时期，以很高的眼光展望了二战后的世界并对事实做出了相当准确的预期。在这段时间，他从研究政治和社会转向了对组织更为深入的研究。在第三本书《公司的概念》（1946）中，他就指出组织的形式将支配将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自此，我们就需要了解企业是如何运作的，是什么决定了企业的成败。德鲁克认为，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者，并且他将注意力集中于管理的本质之中。在后来的20年中，他出版了五本一直被认为是在管理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从1954年的《管理实践》到1974年的《管理：使命、责任、实务》。这些后来的著作完美地总结了他的管理哲学，说明了企业和管理者的本质、管理任务和目标的组成部分、社会环境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等。

德鲁克的研究方向在这段时间再一次向更广阔的方面发展。他后来的三本最具影响力的书《面向新经济》（1981年）、《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年）和《管理前沿》（1987年），继续探求着管理的角色和任务，但进一步加入了在社会、政治、宏观经济以及技术发展等方面的考虑。他在后面的著作中指出，管理者不但要懂得他们的角色，也要明白如何运用这一角色更有效地完成工作。

二战之前，美国所盛行的管理模式遵从着泰勒和福特的理论，他们均将管理视为一门科学；而具有人文背景的德鲁克则选择了将管理视为哲学的道路。相较于对每个任务的细节进行分析，德鲁克在寻找更广泛的管理原则，以作为所有管理任务的新基础。为了将任务的重点从重视产量转移到目标上来，他创立了目标管理法。管理应该围绕制定目标和如何实现目标，而不是管理各个过程。

任务

企业中的关键要素是管理者，他们发挥着聚集各种资源、生产产品的中心作用。虽然德鲁克有时候认为管理者的角色是作为“企业基础人力资源”（德鲁克,1973），但对企业来说，很显然管理并非只是如催化剂般的资源，“管理者是动态的，能够为企业带来活力的要素”。没有他的领导，“生产的资源也就将一直只是资源而已，永远不会变成产品”（德鲁克,1954）。他甚至展望，有一天工人将成为多余，将全部为自动化所取代，但管理者仍将存在，而所有的职位都将是管理性的，我们将从劳动型社会迈入管理型社会（德鲁克,1973）。

除了将资源变成产品之外，管理者还需要引导和调控。在德鲁克看来，这一角色几乎是完全自发性的：经济力量为管理者设置了障碍，他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来完成其管理工作。但他们不需要靠自己来体现什么是商业以及它是如何运作的（德鲁克，1973）。他还进一步指出，管理者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管理企业，而是要为企业创造市场。

对商业目的的唯一正确定义是：创造顾客。市场不是上帝，亦或是自然或者经济的力量创造的，但是人在管理企业。客户也许早已有着企业所能够满足的需求……那将只是潜在需求，除非商家能够有效行动，需求永远只能是需求，而不会有顾客或者市场。

对管理者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整合资源和劳动力，并开发出能够将产品销售出去的市场。管理空间给予企业力量，管理者必须为企业增值，努力将简单汇集的资源变得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德鲁克抛开科学管理，该理论强调最有效利用资源。德鲁克强调以不断创新的、最高效的方式去驾驭资源，从而完成企业的目标。

这种催化剂和自发调控的结合体的说法算是对企业及其管理者的一个准确界定。德鲁克并没有走得太远以至于说管理者就是企业，但他多次强调了管理者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企业只能通过管理者来决策和实施，其自身没有任何有效存在的内容”（德鲁克，1954）。

责任

在德鲁克看来，任何制度的存在都是为了达到某些特殊目的，对商业企业来说，这目的就是经济绩效（德鲁克,1974）。在企业里，管理者有三个责任：（1）取得经济绩效；（2）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绩效；（3）管理企业作为组织在其所受环境中来自于社会的冲击和影响。

虽然很明确地指出了管理者的角色，德鲁克并没有简单定义管理者的领导任务。他更愿意用“责任”这个词，管理者有“责任”做出贡献，不单其自身还有其下属员工。正因如此，管理应当是一种职能作用，而非权力，德鲁克规劝管理者们摈除“自己在上，工人在下”的意识。他认为管理应当是组织的轴心或者说支点，其职责是支撑起组织的各个方面：劳动力、资源、市场、环境，使其实现良性循环。

德鲁克所有论述中都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管理者需要考虑他和他的企业在所处环境下的社会影响。管理者必须更胜于一个技术统治者，他们需要对关乎到工作的社会有所认知（德鲁克，1974）。当企业变得日益强大起来，社会将产生更大的影响，也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社会情况：“对社会责任的需要，从大的方面讲，就是成功的代价”（德鲁克,1973）。

在德鲁克的哲学里，企业无尽的目标将为社会创造财富。组织将人力转化成生产力，而“个人力量为社会创造了价值”（德鲁克，1974）。这种理念贯穿于德鲁克整个管理哲学之中。

实践

在此背景下，德鲁克（1973）指出实践的意义是使管理者如何变得更高效。他列出了管理的核心方向：

●在追求目标过程中，应当始终如一；

●以权变的观点保持自己的立场；

●作为组织的一员，能够独立或合作地完成工作；

●为了提升组织重大任务的绩效，让自己成为组织和社会的一部分；

●在复杂并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挥集成的和合成的作用。

他坚持管理者必须融入到其工作当中去，并经常讲到管理的“例外”情况。融入，并不代表规范性或者原则性存在疏漏。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7）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有效性来自于一整套方法，这是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他指出有效性来自于五个原则。

（1）高效的管理者明白自己的时间应该用在何处。

（3）应该强势而非弱势。

（4）对于上级指示要创造性的执行，目的是提高绩效而不是其他。

（5）应有效决策，并应用合理的顺序，采用合理的步骤。

德鲁克认为管理者的最终目标是创造客户，而其两个基本职能是创新和营销。他在营销方面的注意力相对较少，但了解和管理创新在其后来的大部分著作中一直是重要主题。他强烈地建议公司相信，“创新”是企业的灵感，而创业则是“好运气”（德鲁克，1985）,并且认为创新是可以学习的规则。同样，他也认为创新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并建议管理者应该依靠技术，而不是其他的东西。他经常提到，“计算机是笨蛋”，意指创新应当将技术视为工具而不是被其所取代。

德鲁克并非没有受到过批评，他所建立的理论也存在着缺点和瑕疵。塔兰特(1976)认为他过分强调经济绩效和对底线的要求，然而在德鲁克不断强调社会责任的观点下，这样的批评似乎有些让人感到疑惑。而后来的各种意见也从未平息过，就好像混合进他以后的著作当中似的。关于社会责任需求的章节，在出现时经常不同于其他的章节而受到挑战。对与德鲁克有类似背景的人来说，对社会责任的需求是很显然的；而对二战后美国的新一代管理者们来说，责任与管理似乎没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关联。

现在有一个对德鲁克理论的发展，称为可转换管理者的概念。将管理称作一整套实践的基础，可能无意识下支持了任何经过训练的管理者都可以管理企业的说法，而不考虑其属性和职能。德鲁克自己从不相信这种说法，并且不断规劝管理者们必须了解他们身处的事业（塔兰特，1976），但管理技巧很宽泛且不易继承的观点根深蒂固。

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二战之后，德鲁克在对管理本质的定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要比其他学者高出一筹。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说在这之前，管理者们并不明白他们是管理者，是德鲁克让他们看清了自己。德鲁克的管理哲学已经遍及管理思想领域的各个层次，从最高的商学院殿堂到最普通的一家小公司。即便如今它演化成了更多其他的名称，目标管理仍是当今最为普遍的概念。

下面的这些来自于德鲁克著作的例子是由塔兰特(1976)所选取的，并且收录进了一本名叫“彼得语录”的文集当中。它们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德鲁克管理哲学的基本要义，还有他表述其思想哲学时无可比拟的风格。

●很多销售培训完全错了，它们顶多能够使不成熟的销售员不再是笨蛋罢了。

●如果你有太多的麻烦，也许你应该离开。没有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坚持到永远。

●如果你知道目标在哪儿，你就应该进行目标管理，但90%的时间你都不知道目标在何处。

●我们让经济从属于政治，但我们却用经济的指标来衡量道德和政治问题。

●我们必须停止将受益和回报等同起来，那只是消耗，从来没有回报，只有明天或者今天的消耗。

撰文：摩根·威策尔(MorgenWitzel)

要想深入理解德鲁克先生的一些具体管理思想和原则，必须从他的思想根源上去体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德鲁克说了什么”的照本宣科上升到“德鲁克为什么有可能这样说”的理论研究，也就是研究他的管理思想的产生过程和动力机制。今天就来看一看，你究竟为什么读不懂德鲁克。

德鲁克先生的思想根源，至少包括以下五点：第一，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第二，基督教的精神；第三，社会生态学的宏大视野；第四，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传承；第五，管理咨询经验的滋养。大师的思想就像是一张全息照片一样，即使取其任意一本书，也可以折射全貌。本文尤其是探讨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一书有关的思想根源。

德语文化的潜移默化

民族文化对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以及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德鲁克先生也不例外。一个人要么是自己民族文化的“囚徒”，要么是民族文化的叛逆者，很难跳出这两种命运。

德鲁克先生1909年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维也纳，属于德语文化世界。Drucker这个姓氏可能起源于15世纪中叶古登堡（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产生的一个新的职业：印刷工。德鲁克先生的祖先很可能最早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有趣的是，在德鲁克先生的很多著作，比如《21世纪管理的挑战》中，都把古登堡发明印刷术当作第三次信息革命（前两次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中世纪抄书的修道士，第四次是电脑和互联网），世人可曾意识到“Drucker”名字背后的历史意义以及对一个人心理上的影响？

根据近30多年的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赫夫斯特（Hofstede）的五维度学说以及最新的“全球领导力与组织行为有效性”研究（GlobalLeadershipandOrganizationalBehavioralEffectivenessProject，简称GLOBE研究），德语文化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avoidance）。这种民族文化特性表现为两种极端的情况，就好像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要么非常严谨，细致，有计划和守纪律；要么比较容易产生非常宏大的，思辨性的理论。

前者孕育了德国的精密机械加工、化学工业、汽车制造业，也孕育了纪律严明的德国军队，马克斯·韦伯所推崇的官僚组织结构以及注重实战和技术细节的德国足球等；而后者则产生了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众多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些理论家们所构想出来的理论体系都非常宏大，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绝对化的倾向。因而，很难用有限的科学研究或者实践进行证明或者反驳。这也可以看作是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一种反应。德鲁克的所有作品，都潜移默化地受到他的德语文化背景的影响。

有趣的是，日本文化在这一点上和德语文化非常相似，在对不确定性规避这个文化维度上得分非常相近。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岛国，狭小，资源短缺），日本文化更多地体现出对不确定性规避的前一种反应。日本很少诞生伟大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但是日本人对“小而精致”的产品（如索尼的Walkman等）的生产，对精致的艺术上的追求（如浮世绘、和服、能剧）等，举世无双。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德鲁克的思想在日本受到那么高的推崇，为什么德鲁克对日本文化有那么强烈的认同（他曾经搜集了许多有名的日本艺术品，并在克莱蒙特大学教了5年的日本艺术）。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在德语文化中的人们，虽然对技术创新趋之若鹜，但是很难接受社会创新、经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根据美国百森商学院和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的历年调查，德国的创业率在全世界中总是位居后排。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东西德合并以后，德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部改革阻力重重的原因之一。看来，德国人尤其需要读一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深刻体会德鲁克所说“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术语，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术语”。

基督教的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犹太人，而且信奉新教。宗教信仰是他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也是他的管理思想的根源之一。阅读德鲁克先生的作品，有时恍如在阅读《圣经》。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极度的自信，带有像耶稣一样巨大的权柄，尤其惯于使用绝对的字眼，而且很少解释，更不要提文献了。他的言辞中，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使命感，充满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良好运转的社会）。在他看来，管理也好，创新也好，企业家精神也好，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工具。他对管理者正直和诚实的绝对强调，更是《旧约》中“十诫”的集中体现。他在写作的时候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像是一个“灵”。

根据杰克·贝蒂《大师的轨迹》的记述，在“路德主义”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德鲁克，全家人一向不受宗教教条的约束，已“自由”到圣诞节时仅以一棵圣诞树作为装饰，复活节时仅聆听几首巴赫的清唱剧的地步。后来，年轻的德鲁克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公司上班时，无意间读到了克尔凯廓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我立刻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以后，德鲁克撰写了他自认为他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是《论不流行的克尔凯廓尔》。在《明日地标》一书的结尾，德鲁克更是清楚地传达了他的宗教情怀：“人类必须重新回到灵魂深处去寻找生存的价值。除非人类能再度坚信，人并不仅仅是一个肉体与精神，也是一个灵魂，一个受造物，人类生存是为了完成造物主的目的，并顺从他的旨意，否则人类将无法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存活。”

不是基督徒的人，很难理解德鲁克的很多思想。即使明白了，也很难执行，尤其是面临利益诱惑，面临压力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德鲁克的管理思想要想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被真正地接受，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能接受的都是一些表面上的，技巧性的，器物层面上的东西，属于“术”。

至于他的“道”，比如，他关于企业的目的（企业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也不是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创造顾客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对利润的见解（“根本就没有利润这一回事。只有成本，做生意的成本和继续做生意的成本，人工成本与原料成本，资本成本，现在要支付的薪资成本与将来要支付的退休金成本”）。

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亚当·斯密等假设，人是自利的。人的自利的动机促进了竞争，因而在整体上促进了社会的福祉。而德鲁克则要求，人在客观上要为别人，主观上也要为别人），领导力（“诚实是最好的领袖魅力”）等，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下事实上很难被接受。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状况的转变不可能发生在一代或者两三代中国企业家身上。正如，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认为，民族文化的改变是非常缓慢的，就像大陆板块的漂移一样，需要以世纪作为单位来计算。

事实上，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可以复制的，都是不重要的，都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组织的核心竞争力。所有看似“虚”的东西都将战胜“实”的东西。组织与组织的竞争中最后依靠的是组织文化。国家与国家的竞争中最后的胜利者靠的也是民族文化，是软实力，是思想，是宗教，是国民性。宗教不仅仅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也影响着大师们的著作的基调。

社会生态学家的宏大视野

事实上，很多人研究管理，只是简单地就管理论管理。而德鲁克先生研究管理，是把社会、组织和个人置于一个大的系统中研究管理。用一种社会生态学家的宏观视野来研究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韦尔奇所评价的那样“他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来理清我们社会中人的角色和组织机构的角色”。

因为相对于“急风骤雨”式的革命，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是“微风细雨”，每次只改变一点点，在变革和持续的平衡中促进社会的进步。而腾尼斯对社区和社会的观点也成为德鲁克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出发点——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正是有这样的思想根源，所以，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德鲁克不仅讨论了新企业和老企业的创新实践，而且讨论了公共服务机构（如政府、医院、学校、教会以及其他非营利组织等）的创新实践。这种“全方位的创新思想”在同类讨论创新与创业的书籍中是很少见的。

学院派研究管理和组织的人，更多的人研究的视野局限在要么工商企业，要么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很少把社会中的这三种类型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德鲁克认为，企业和政府更多地应该向非营利组织学习，把员工当作志愿者来对待。更有甚者，学院派的管理学家们着眼于技术枝节，只求统计技术上的精湛，不求对社会现象和管理实践的洞察，更谈不上道德上的激励。

很多发表在世界最顶尖的管理学期刊上的文章，说白了，只是经过包装的精致化的常识。事实上，学院派所遵循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保守，而且不适合研究对象，尤其是创业活动。研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我们更应该向德鲁克先生学习，采用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方法，采用描述性的方法而不是验证性的方法；采用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横截面研究；更多采用整体观和鸟瞰的视角，而不是分析观和爬行动物的观点。

德鲁克宏大的社会生态学的视野让他拥有了神奇的远见，经常走在时代的前面。例如，1927年，21岁的他（小编注，应是1937年，德鲁克当时28岁）就预言了希特勒的崛起和危害；1942年他预言了组织型社会的到来，企业团体将变得和国家一样重要；1947年，他写道“管理就是领导”；1954年，他告诉出版商“管理需要战略”；1985年他告诉花旗集团的主席里思顿“柏林墙将要倒下”；1986年他告诉基辛格说“苏联将要解体”。至于最新的一个可以检验的预言是，1999年，也就是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他说“十年以后，也就是2009年，通用汽车公司将不在全世界五大汽车厂家之列”。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救助，通用汽车公司在2008年底都有可能倒闭。让我们拭目以待，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吧！

熊彼特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影响

提起创新，我们当然无法绕过第一位创新理论的大师熊彼特，他的“创造性破坏”已经成为研究创新和创业的常识。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德鲁克先生完全地继承了熊彼特的关于创新的思想，并且在本书中把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小编注，可翻译为“创新与创业精神”）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在交叉使用。可以说，熊彼特是德鲁克《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第一个直接的思想根源。

事实上，两位创新大师之间有很深的个人渊源：熊彼特也是奥地利人，长德鲁克26岁，而且曾经是德鲁克父亲的学生。《大师的轨迹》结尾处，详细记载了熊彼特对德鲁克深远的影响：“1950年元旦，德鲁克驾车带着父亲阿道夫去拜访熊彼特。那一年是熊彼特在哈佛大学担任教职的最后一年，他的健康状况也在这一年急速恶化（8天以后，他就去世了）。熊彼特与阿道夫两人絮絮叨叨谈论他们年轻时代在维也纳那段令人怀念的时光，也就是那个逐渐消失的‘战前’世界两位老人家那次闲话家常中的一段对话，竟然成为了德鲁克一生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熊彼特回答阿道夫的一个问题道‘你知道吗，阿道夫，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发明了一些理论，我认为是不够的。如果没有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德鲁克说他‘从未忘记那段对话’，而且这句话成为衡量他一生成就的指标。”

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有什么样的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吗？我们知道，奥地利经济学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以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作为开山之作。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门格尔、庞巴维克、米塞斯等，中期的代表人物有哈耶克等，晚近的代表人物有柯兹纳和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的主编温塔卡然曼等。德鲁克与奥地利经济学派早中期的代表人物之间形成了了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和思想传承。

熊彼特和米塞斯在1905年到1906年都经常参加庞巴维克在维也纳举办的讨论课，可以算是同学。而米塞斯又是哈耶克的老师，是哈耶克思想发展的“主要领路人”，对他的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非常深刻。更为巧合的是，米塞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和德鲁克都在纽约大学工作，算是同事。可是米塞斯觉得德鲁克“离经叛道”，背离了真正的经济学，交往并不是很密切。

不难理解，为什么德鲁克和哈耶克都是“民营化”主张最早的提倡者之一。推崇德鲁克1939年发表的《经济人的终结》的丘吉尔，也非常推崇哈耶克在1944年发表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两本书在主题上非常相似，都是探讨纳粹主义和欧洲战争的根源问题，而《通向奴役之路》还设想了战后世界的发展方向，其中就包括“民营化”思想的种子。后来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民营化政策都深受哈耶克的影响，撒切尔夫人甚至奉哈耶克为“精神上的导师”。

客观上来讲，德鲁克先生从来不从属于任何一个学派，从来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旁观者，但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理清这种学术圈子里的人际关系和思想上的相互影响，特别是，把德鲁克的思想放在人类思想发展的整个画面上，更有助于深刻地理解德鲁克的思想。学院派和“德鲁克迷们”要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而不是相互诋毁。

丰富的管理咨询经验

如果说，德鲁克的一般管理思想受通用汽车公司和斯隆的管理实践的影响很大的话，那么，他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思想主要来自自己的管理咨询实践。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他在纽约大学做管理学教授的时候，就在周末组织关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研讨班。他的学生中有银行家、小企业主、医院管理人员、教会的神职人员等。他把学生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然后又用这些理论指导实践，并不断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修改。

事实上，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都创建了创新型的组织，比如爱德华·琼斯证券投资公司、ServiceMaster等都是深受德鲁克影响的组织。德鲁克对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一直持续了35年之久之后才于1985年把自己的思想结集出版。西方有一句谚语说，“葡萄酒要在地窖中珍藏九年才能饮用”，而《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瓶美酒在德鲁克先生的地窖中几乎珍藏了四个九年。这是真正的、经过了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真知灼见。

需要说明的是，德鲁克的管理咨询完全不同于公司化运作的管理咨询。威廉·科恩在《跟德鲁克学管理》中给我们解密了德鲁克的管理咨询方法：从来都是单枪匹马，没有秘书没有团队；通过提问来咨询和启发客户（比如，“你的客户是谁？客户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是什么？如何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假如你还没有进入过这个行业，你今天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不，你将采取什么行动？等等）；德鲁克的重点在于提醒客户该做什么，而不在于告诉客户如何去做；他充分利用“无知”的优势（德鲁克认为，有时候无知胜过经验）。可以这么说，德鲁克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管理思想家在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小心翼翼地避开行业知识的陷阱（因为在这一点上，客户所拥有的行业知识和经验总是超过了任何管理咨询顾问），启发顾客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用自己的“开山刀”解决问题。德鲁克就是2500多年后的苏格拉底重生。

从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了中国企业一个跳跃式发展的可能。

在这种挑战中，中国的企业家们要同时学好两门功课：创业和管理。而且在德鲁克先生的眼中，创业和管理本来就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需要更好地融合。大型企业需要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作为日常管理的常态，以应对变革；而新组织，首先要掌握创业技能和战略，此外，还要学会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成长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德鲁克看来，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将更多地会出现在公共服务机构领域，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型创业”（SocialEntrepreneurship）。换言之，整个社会将进入一个企业家社会（创业型社会）。在这个企业家社会中，创业者和管理者，知识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首先必须承担起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责任。

生活在变革时代的人们是痛苦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机遇。德鲁克先生说，应对变革的最好办法是创造变革。让我们谨记德鲁克先生的教导，努力实践他的理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