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魂》之第二章上：陶若松（附第一章梗概）

第一章梗概：

银泉镇医院建在镇东头的鬼家庄。

当年修医院还是解放不久的时候，没有实行农业合作化，土地尚属私人所有。镇上的人都不肯把自己家门口的“近地”让出来修医院，县长、区长说了多少好话也不管用。那时候征地还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强拆硬占，动用武力，所以到最后，镇中心的白菜心里征不到地，只好把医院修在偏僻荒凉，无人居住的鬼家庄。

鬼家庄虽也叫“庄”，但是没窑没人，只是光秃秃一面黄土坡。老人们记得这地方原来有三孔窑洞一所独院，窑洞虽是土窑洞，院墙和大门却是石头砌垒，外面看着也还整齐。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里面一直没人居住。民国二十三年春上，从山东逃难来了一家四口，他们衣衫褴褛，面目枯槁，背着两捆瓜蔓一样的铺盖，不声不响就住在那里。

结果，当年秋天山体滑坡，连人带院子瞬间就被湮灭。其实当天晚上镇上人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故，老人们只记得那是个秋雨连绵的夜晚，睡到半夜，听见很沉闷的“轰隆”一声，大家以为是打雷，就没在意。第二天雨住了，天晴了，才发现鬼家庄的独院不见了，半架山上潮湿的黄土流泻而下，把鬼家庄推成一道赭黄色的斜坡。

我们这里把山体滑坡叫“大山行走”。这次大山行走彻底切断了走马河下川的人来镇上赶集的道路，银泉镇的集市当时就清冷了许多。镇上商会赶紧出钱杀猪宰羊，组织各村民工清理塌方，疏通道路。结果有个叫满仓的青年农民在挖土时被虚土陷住了脚，往出拔时用力过猛，脚拔出来了，身子却没站稳，一个背折摔倒，顺坡骨碌碌碌滚入走马河，眼睁睁就被洪水冲走了。

然后就各种“封建迷信”故事。

然后来了个和尚。

银泉镇的人平时吃饭都抠门，但是说起修桥补路，建寺盖庙，那是绝不含糊，口里省肚里挪也要把自己的虔诚表达出来。据说当年修菩萨庙的时候，周围几百劳力数十名工匠一齐动手，大家分队轮班，不分昼夜，苦干了三个多月，硬是抢在上冻之前把庙修起。新寺开光，庙上唱了三天大戏。周围的老百姓都来赶庙会，抽签的，问卦的，升药的，许愿的，那真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就在戏班撤走的当天，老和尚圆寂了。他连续三四个月日夜操劳，心力耗尽，终于在宏愿完成后奔赴了他心中的极乐世界。他的肉身安详地躺在那间专为他建造的简净禅室里。景仰泉和几个庙会会长决定把他安葬在菩萨庙背后。这时候人们才从他遗留的几本经书上知道他释号叫作法智。

然后修建医院。

鬼家庄的塌方遗址，连同那个被掩埋了十八年的小院，彻底被清理了。新夯了地基，从东到西，一线修起二十孔崭新的窑洞，填起一个宽敞的院落，这就是银泉镇医院。医院的地基下降了十多米，一下就把原来并不起眼的菩萨庙凸现出来，远处一看，还真是高高在上，独占鳌头。

医院总共有六七个人。一个厨子，一个收款的会计，一个管药房的，会看病的医生也就三个人。除了库房、药房、厨房和看病的地方，他们每人住一孔窑洞，剩下的窑洞就全做了病房。病房里也都盘着火炕，病人住院，必须自己准备柴炭烧炕，否则只能睡冷炕了。乡下人一般病根本想不起住院，凡来住院的必定是人已经病得不能下地行走了，这才摘一块门板绑成担架，七手八脚抬来。

本来就够麻烦了，再要背柴抱炭，更不方便。可是你不带柴炭那病房根本就住不成，夏天阴冷一点还能忍受，一到冬天，里边冻得猴都拴不住，没病的人住一晚都能冻出病来，更不要说病人了。那时候这医院很少有人住，有的病人宁愿到镇上花钱住店，也不愿意住医院的免费病房。

医院的院子很宽敞，三面被砖墙围着，只在南边开个大门。院子西南角是厕所，东南角有几间倒坐的平房，挂着“储藏室”和“太平间”的牌子。那时候不明白“太平间”是什么意思，从字面理解，还以为那是个多舒服的所在。甚至说过“什么时候叫咱们也进太平间里舒服一回啊。”出大门朝东有道高坡，爬坡上去就是菩萨庙。平时庙里没人，我们虽然自诩不信鬼神，但是进到庙里后总被一股莫名的气息压抑着，说话声音不由变低，走路脚步也轻了，仓仓皇皇转上一圈马上就想离开。有几次我们还碰见了讨神药的人，

来庙上升药的人不少是医院住院病人的家属。人们对菩萨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医生，凡来医院看病的人，顺便都来菩萨庙求一副神药。反正神药不要钱，不吃白不吃。何况大家都说神药比医院的药还管用呢。有年春节，不知道谁给庙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菩萨和大夫同诊”，下联是“医院与庙堂为邻”，横批是“谁治都行”。聊聊数语，不仅把鬼家庄两个单位的业务总结得清清楚楚，还把老百姓对待疾病的豁达态度和良好愿望也表述得明明白白。

银泉镇医院确实冷清。一共三个医生，都是本地人，不穿白大褂的时候，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院长姓高，五十来岁，算是这里的主治医生。他生在中医世家，因为父亲治死了人，遭到过患者家属的殴打，到他手上就特别的谨小慎微，无论中药西药，下药极轻，虎狼之药他是决不开方。另两个年轻人是他的徒弟，刚开始学医，开几颗止痛片都要请示院长怎样服用，师傅一直告诫他们：“宁可治不了病，也不敢要了命。”

平常日子，师徒三人就在院子里的小石桌前下象棋，有病人来了，高院长问一下病情，然后就打发一个徒弟去诊断，开药。这徒弟也就是装模作样把把脉，看看舌苔。听诊器虽然也挂在脖子上，但是极少使用。

师徒三人开的所有药都要忌口，那怕是几粒止痛片。所忌的也总是那十六个字：“生冷干硬、葱韭薤蒜、黄米绿豆、豆腐豆芽。”他们告诉患者，这些东西吃了会减药性。头一回听他们这样说感觉新鲜，第二回还是这套，就疑心是不是两个病人病情一样？等到第三次、第四次还是这话，便确信他们也就那点本事。师傅不在时两个徒弟还出过些笑话，比如|“肚子疼抹点红药水”、“胳膊脱臼打石膏”，就是他们的杰作。

银泉镇医院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存在着。直到文化革命中先后来了三个外地的臭老九，医院才总算有了一点起色。

最先到的两人是上海医学院毕业的。一男一女，男的叫孙家驹，女的叫韩冰。

据说韩冰的父亲是资本家，还有什么亲属潜逃在香港，必须下放到最艰苦的地方进行改造，所以就选定了银泉镇医院。她的男朋友孙家驹，成分是小业主，按政策可以不必到最苦焦的地方来，但他为追随照顾韩冰，主动要求一起下放过来，算是为爱情做出的牺牲吧。

韩冰长得很漂亮，苗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但她不苟言笑，总是阴着一副脸，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镇上人都说“好像谁欠她三块钱的膏药费哩”。孙家驹又高又瘦，大鼻头，小眼睛，戴一副金丝眼镜。人比韩冰随和，见人就陪笑脸，打招呼，问这问那，但他的一口上海话，除了韩冰，小镇上谁也听不懂。人们对他的热情只能报以简单的微笑，或者“啊、啊”地应付两声，没谁能与他交流。可能他自己也觉得没趣，后来见人也就只剩点头，再连话也不多说了。

最后下放来的那位叫陶若松，哈尔滨人，医学院本科毕业。究竟什么原因把他下放到这里，连姓高的院长也说不清楚。他说：“这是上面掌握的事，没对我们医院传达。”

银泉镇是个依山傍水小镇。它的四周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黄土山坳，怀前是日夜奔流不息的走马河。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水经注》里称之为“走马水”，不知何年何月出了个何人，以为水不如河来得痛快，就将她更名为走马河。走马河长百余里，银泉镇位于中游。

因为地理位置优越，银泉镇就成了走马河流域四乡八岔近百个村庄的集聚中心。周围村庄的人要寄封信，发个电报，要存点款，当然那时候存款的人犹如凤毛麟角（银行的主要职责是给供销社、食堂、医院保管点营业款)，都得到镇上来。孩子读书就更不必说了，四年级以下的初级小学还有几所，四年级以上的高等小学就只有银泉镇完小了。完小就是把初小和高小合到一起，叫做完全小学，简称完小。

中学是银泉镇规模最大的单位，建筑物和占地面积比两个街道都要大。但是它不叫银泉镇中学，而叫县二中。除了位于县城的第一中学，这里就是全县排名第二的大学府，直接归县文教局管，校长和公社主任平级，平时出来散步穿的也是笔挺的蓝呢子中山装，两手装在裤兜里，迈着八字步，看起来比公社曹主任架势大的多。

说了这么热闹，其实还是个小地方，如果不是做饭炊烟四起的时光，你就是坐着飞机从银泉镇上空经过，也很难发现它的存在。所谓的街道，是两排陈年古旧的石头窑洞相向而立，拢成全镇唯一的一条长街。街上满共二十来户居民，百十余口人，吃的是商品粮。各家都做点小买卖，勉强糊口。镇子不大，彼此熟悉，谁家的炉灶口朝哪开着，镇上人都了如指掌。但凡有点风吹草动，一顿饭的工夫就能传遍全镇。

陶若松于一九六九年夏天来到银泉镇，比孙家驹两口晚来一年。如果说孙家驹两口是融雪见山，慢慢被众人发现，那陶若松的到来就是石击池水，一下子就在银泉镇引起了轩然大波。

银泉镇当街住着一户人家，户主李银同，耳朵有点背，是个老实得睡觉都不会翻身的人，磨豆腐、做凉粉，弄点小本生意。他老婆却是个泼辣的主，长一对向外横呲的大龅牙，啃西瓜从来不用挖勺。她成天头不梳、脸不洗，邋里邋遢，走东家，逛西家，专门搜集和传播全镇的各类信息。仿佛有瘾一样，一天不传播点消息，当天晚上就不能安睡。所以大家就给她起个外号叫“银泉镇通讯社”，简称“银通社”。因为这外号正好是她老汉名字的谐音，她还以为是大家尊称她“银同婶”，不但不嗔恼，心里还美滋滋的。

陶若松一来，银通社就发布了消息：医院新调来一个大夫，长得和电影《奇袭》里的方连长一样样的。第二天，消息已经变成“演方连长的那个人下放到咱们医院了”。于是大家有病没病都往医院跑，尤其是年轻的女人们，三三两两，相跟着去医院，不为看病，只为看人。

我第一次见到陶若松是在我家大门外。

我们家在镇西头。当年祖父和他的结拜弟兄一线排开修起七孔窑洞，在镇上也算较新的民居。后来父辈们又加扩建，修了厢房，早先的布局就被分割成三个院落。再后来邮电所、税务所相继修建在我家大门的对面，就把这条老街延长了四分之一。我家斜对门有一家饭馆兼旅店，还有一家商店，所以这里还算镇上的繁华地段。

那天下午吃过饭，我在大门外乘凉，就看见一个人从东街上过来，顿时，满大街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只见那人穿一件蓝白条纹的海魂短袖衫，筒在浅蓝色的西裤里面，脚蹬一双咖啡色塑料厚底凉鞋，悠闲而文雅地走着。大家的目光肯定让他有些不自在，但他既不局促窘迫，也不高傲矜持，微笑着面对大家，轻轻地点着头，自然得体地朝我们走来。

我的第一印象是他比《奇袭》里的方勇连长更英俊，更富有亲和力。他一直走到邮电所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封或者是两封信来，用一个很优雅的动作把信塞进了挂在窑腿上的绿色铁皮邮箱。

那年我才十六岁，初中刚毕业。我是一九六六年考上初中，没上一天课，文化革命开始了，于是就跟着高年级同学参加大串连。串连回来，学校已经乱成一锅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整天乱乱糟糟，谁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我稀里糊涂被拉进学校主流派别的文艺宣传队，成天唱歌、跳舞、演样板戏。三年下来，文化知识没学到什么，吹拉弹唱倒是样样都能对付。

就因为这，我毕业后没去插队，被安排到镇上的小学，代四至六年级的音乐课，同时还负责全校的文艺活动。这个职务叫“民请教师”。但是镇上的“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决定，更不要说“请”了。实际就是公社主任一句话，决定了我的命运。千万不要误会啊，我家和公社主任既不沾亲带故，也没去求人送礼走后门。他这样安排完全出于偶然。

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解散后，我对二胡还非常痴迷。《赛马》、《子弟兵和老百姓》，以及一些流行的红色歌曲，我都拉得烂熟。后来中学的音乐老师偷偷给了我一本《二胡教程》，嘱咐我严格按照教程训练，千万不要走野路子。我自己照着教程就把《二泉映月》和《江河水》都拉了下来。当时的形势，这些曲子属于“封资修”货色，禁拉。但我认为在银泉镇除了那位音乐老师，再没人能听得懂这些曲目，所以常常肆无忌惮地尽情发挥。

有天黄昏正在我家院子里拉《江河水》，公社革委会主任曹瑞宝突然进了大门。这是个乡村教师出身的干部，刚解放时我们那里读书人极少，不知怎么就把他提拔到乡上当了文书，再后来一步一步熬到了公社书记。那时候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所有的书记都兼着革委会主任。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叫他曹主任，而没人叫他曹书记。当然了，如果你是一个新新人类或者是一个域外读者，不懂得“公社革委会主任”这样一个复杂的集合概念，你就把他理解为“镇长”也未尝不可。

曹主任站在我身后听了一会我拉二胡，问我：“你拉的是什么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过。”我先是吃了一惊，随后灵机一动说：“哦，是主任啊，这是我新学的曲子，名字叫《老贫农忆苦》。”曹主任说：“我说呢，听着就很苦嘛。”他好像要走，突然又转身问我：“那个洋码谱子你懂不懂？”我回答说：“懂啊，简谱、五线谱我都认识。”曹主任说：“就是说照着谱子你就可以唱歌？”我说：“对，完全可以，我们在宣传队的时候全都是照曲谱演奏。”主任说：“那你毕业以后就不要去乡下插队了。镇上小学正缺个教音乐的，下学期开学你就去小学报到吧。”

我的待遇是一月六块钱津贴，平均每天两毛，刚能维持饿不死的水平。可我对这个意外的安排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个体面的职业，能继续穿蓝色的学生装，白色的衬衣。不像我插了队的同学李春杏，半个月回来就已经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累得连洗衣服的力气都没了。爷爷捋着他尺把长的白胡子，意味深长地说：“曹主任是咱这里土生土长的领导，没一点架子，你以后要是有点出息，可是千万不敢忘了人家的知遇之恩啊。”

《江河水》给我带来了好运。《江河水》还让我和陶若松成了朋友。

（注：《精魂》已由新加坡浩宇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本号推送电子版。剽窃必究）

朱占平，男，陕西子洲人，生于1953年10月。法学研究生，高级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陕西省刑法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仲裁委仲裁员。1970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工人、记者、文学创作员、通讯干事、律师等职。

朱占平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同时，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他的作品除在《散文选刊》《延河》《陕北》《宝塔山》《陕北文化》等刊物发表外，还汇集出版了散文集《聿心居杂记》（2006年，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等她长大》（2009年，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五哥放羊》（2014年版，作家出版社）、整理订正出版《陕北传统民歌汇集》（2017年3月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精魂》（2023年，浩宇出版社出版）等。

注：此文已首发于“史扉”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