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魂》尾声

一年以后，曹瑞宝真的兑现承诺，把一个去省城当工人的指标给了我。他说：“全公社就这一个名额，你走吧。以你的才气，放在银泉镇小学是太屈才了。”我说：“曹主任，我不能走，如果可以替换的话，我想把这个名额让给春杏，她在张圪崂实在太苦了。”曹瑞宝说：“你们呀，全是些情种，我成全你们！”

春杏填写完招工表格，才知道是我让出的名额，她说什么也不干，非得让我先走。曹瑞宝说：“表格就这一份，不能重写，你们如果都不想去那就只好作废，谁也别去了。”春杏这才勉强同意。临走那天，我对她说：“放心去吧，不出三五年，我也会出来的。”春杏海誓山盟说：“你放心，你就是一辈子呆在银泉镇，我也会嫁给你。”接着又补充道：“我春杏活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上离春杏工厂很近的西北大学，就读中文系。大三的时候我们结婚了。毕业后我分配到省城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从此定居省城，一干就是近四十年。八十年代末，爷爷奶奶先后去世，我把母亲也接到省城，从此就很少再回银泉镇了。

二零一二年春天，八十岁的母亲说清明节她想回去给爷爷奶奶上个坟，顺便看看银泉镇的那些老街坊，几十年没回去了，也不知镇上变成什么样了。全家一致通过了老太太的提案。于是，一家人三月底就开始筹备行程，儿子说：“没什么好准备的，现在是高速公路，七八个小时就回去了，不像我小时候，回一趟老家路上就得走三天。”可是我们一家四世同堂六口人，一辆车坐不下啊，该把谁留下看家呢？儿子对媳妇说：“要不你们娘俩别回去了，好好在家带孩子复习功课。”八岁的孙子一听就抗议：“我怎么能不回呢！我是老贾家最小的一代传人，我不回去老祖宗能高兴吗？”有道理！他不能不回。儿媳妇说：“结婚十来年了，我连老家什么样都不知道。”我和春杏面面相觑，春杏说：“要不我留下看家吧。”母亲一听就说：“你不能不回，你老家还有那么多的亲戚、同学，都该见一见啊。再说，你不回去一早一晚我的饮食起居谁管呀？”儿子说：“都别争了，我想办法换个七座的车，全家都回。”这话一说，皆大欢喜。

清明节的头一天，我们全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银泉镇。

离家快四十年，变化真大。银泉镇的面积比上世纪增加了两倍多，我们家的西边和南边都修起了新的街道，整个成了一个“丁”字结构的庞大集镇，而我们家正好就位于“丁”字的相交点。

我走在街上，竟然没遇到几个熟悉的面孔。岂止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大多数的中老年人我也不认识啊。在镇中学当教师的本家侄子说：“大爹，这不怪你眼拙，镇上的老户有三分之二搬走了，他们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北京、西安、市里、县里买了房子，现在的住户大部分都是从乡下搬迁来的。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以后，他们把退地款拿来买了镇上的住宅，做起了生意。西边和南边两条新街，大部分也是他们投资修建的。”我听了后怅然若失，儿时那个萧条寂寞而又温馨宁静的银泉镇已经离我远去，一去不复返了。

我问：“银同婶还在吗？”

侄子不解地问：“谁？银同婶是谁？”

我说：“就是东边老街上卖豆腐那家……”

侄子说：“哦，你问她家啊，卖豆腐的老李头已经去世好多年了，那老太太还在。噢——，我想起来了，你们小时候叫她是‘银泉镇通讯社’，简称‘银通社’对吧？早过时了！人家现在叫‘银泉TV’，正经的官方名称。她还是原来的老职业，收集传播当地新闻，成天东家进，西家出，就连刚搬到镇上的新住户，她都了解得一清二楚。就靠这，她身体锻炼得可硬朗了，脑子也灵，新的旧的,只要是镇上的事，提起头她就知道尾，说得头头是道。”

我说：“其实那人心眼挺好……”

侄子说：“我知道，古道热肠嘛。你信不信，到晚上，她一定会来咱家的，知道你们回来，她还能不来采访？”话音未落，就听见院子里传来朗朗笑声：“听说东平老师回来了，在哪个窑里呢？”我一听就是银同婶，四十年了，声音虽然略显苍老，但那响亮的音质一点没变。我赶忙跳下炕，从厢窑出来，把她迎接进去。

她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衣服穿得整洁了，头发梳得溜光了。而最大的变化是她的那对龅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口整齐洁白的烤瓷假牙，美观倒是美观，但却再也找不到“银通社”的特点了。

“啊呀，听说是你们一大家都回来了，我连泡上的衣服都没顾得洗，赶紧就上你们家来了。你妈哩？快叫我们老姊妹也见上一面。”

我低声说：“她坐了一天的车，已经累得不行，在上窑里休息了。一会醒来我就叫她去看你老人家。”

银同婶坐下以后，从裤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来给我，我说：“大婶，我不抽烟啊，所以你看，我也没准备。我记得你原来也不抽烟呀？”她点上烟，深深吸了一口说：“原来不抽，后来就抽上了，这年头，不抽不行啊，和人家说个话都淡剌剌的，没个由头。”

我开玩笑说：“噢，你现在还负责咱镇上的新闻传播工作啊？几十年如一日，真难得啊！”

她很诚实地说：“要不我还能做个什么？从小就爱打听个大事小情，一天不晓得街上出了什么事，就感觉和活在天窖里一样。现在更不用说了，老汉也走了，就我一个人，出去扬长五道，啥时饿了啥时吃，什么心也不用操了。”

我说：“听说你现在都不当通讯社长，升成银泉TV台长了。”

她一笑指着我侄子说：“嗨，都是这些嫩娃娃们给我胡编派的。”

我们说笑了一阵，回忆了一些街上的陈年旧事，她询问了我的工作、收入、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基本状况，随后不知怎么就说到了曹瑞宝。她说曹瑞宝退休以后回到银泉镇，在河对面的半山坡上修了三孔窑洞一个独院，老两口在里面种点花草菜蔬，收拾得和花园一样。现在快九十岁的人了，身体还壮得和牛一样。每天早上在走马河畔上转一圈，风雨无阻。临了她问我：“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曹瑞宝的面容一下就闪现在我眼前，那个在我青少年时期给过我帮助，让我免遭插队之苦的公社主任，我怎么能忘得了他啊。我急忙问：“他还健在啊？过得好吗？”

银同婶说：“人家一儿一女，孙子、重孙子一大群，一到逢年过节全家人都回来，院子里热闹得和什么似的。”我说：“明天一早我们一家要去老坟烧纸，烧完纸我就去拜访他，几十年没见了，一定和他好好说说话。”

第二天烧纸回来，就见我家大门上有一位耋耄老者，须发皆白，穿一件黑色风衣，柱一条很时髦的可以调节长短的金属文明棍，精神矍铄地立在那里。走到跟前，我认出来了，是曹瑞宝。我握住他手说：“老首长啊，还这么强健！能认得我不？”他爽朗地说：“路上遇见不敢认，在你家大门口，那我猜也猜出来了。昨天晚上十一点多，‘台长’才上来告诉我，说你们一家回来了，那时候我猜你们应该都休息了，就没过来，今天一早，河湾里锻炼完，我就到这里等你们回来。”他转身与我母亲、儿子、儿媳妇寒暄过，拉住春杏的手说：“好女子！有骨气！有眼光！当年选中东平，选对了吧？那个军人当然也不错，但是转业回来也就是个一般的科级干部嘛，哪像东平这么有出息啊！”

我说：“老首长过奖了，咱们回家说话吧。”

孙子过来问我：“爷爷，他是谁呀？”

我说：“哦，他是咱镇上最大的官，你要叫他老老爷爷。”

孙子就给他鞠了个躬说：“老老爷爷好！”

曹瑞宝摸着孩子的头，眼泪婆娑说：“当年叫你当音乐老师的时候你才十七八岁，现在孙子都这么大了，我能不老吗？”

到了家里，我拿出一瓶十五年西凤酒，春杏要收拾炒菜，儿子从皮箱里拿出些袋装的花生米、鸡爪子、腊牛肉、酱肘子之类，就要拆开装盘。老主任挡住说：“且慢！”他看着我眼睛说：“今天是清明节，这好酒好菜不能光咱俩享受啊，咱到外边去，找个地方喝，你看好吗？”我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连连点头说：“好！好！我这次回来，本来就准备去那里看看呢。”我把酒和下酒的食品都塞进一个袋子里，又装了两只酒杯、一包餐巾纸和一包湿巾就要出门。儿子问我：“爸，你们去哪里喝酒呀？要我去送你们吗？”春杏说：“路不远，让他们自己走，你不要送了。”

街上没碰到熟人，省去许多客套。天气特别好，碧蓝碧蓝的天空在省城是很难一见的奢侈品。太阳斜照过来，分外刺眼，让人有一种手打凉棚的冲动。

老主任指着医院说：“这些窑洞现在全都卖给个人了，医院搬到走马河岸边，那个时候的大夫都不在了，高院长已经作古，孙大夫两口子在你上学以后就调回上海，现在新来的医生我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说着话就上了菩萨庙坡，远远望见了三座坟茔，东边的法智之墓是一个砖垒的小塔，塔顶上积土成泥，长出了一层绿茸茸的苔藓。“法智之墓”几个字有些剥落，但还清晰可辨。中间是陶若松和华秋月的合葬墓，无碑无铭，实际就是荒冢一堆。他们旁边是一座修葺一新的坟墓，墓前一个很大的石刻饭床，一块圆头碑上刻着“先父张宏轩之墓”，一行小字是“孝男张大强敬立”。我想这个张大强就是那个叫“轱辘”的孩子吧，算起来他今年也应该快五十岁了。

我把酒和下酒菜全部打开，先给中间和西边的墓都奠了一杯酒，然后开始把各种食品都泼散开来。老主任说：“不给法智和尚奠杯酒吗？”我说：“那是受过戒的高僧大德，咱就不要给人家破戒了。”他笑着扔过去几粒花生米说：“那就给他吃点素食吧。”

老主任掏出一张报纸铺开，坐在张宏轩饭床的右边，我把酒瓶、酒杯、佐酒的食品和餐巾纸都摆放在饭床上。然后在三座墓前鞠躬致哀，表达了我的敬意，这才铺开装酒的袋子，坐到了饭床的左侧。酒已斟好，我俩端起酒杯一碰，我喝下去了，老主任却举着酒杯说：“张宏轩，贾东平贾老师回来了，他来看看陶大夫两口和你，我们借你的饭桌喝点酒，你，还有陶大夫两口，你们要是有个英灵儿，就一起来喝吧，也不枉咱们认识一场。”他说完，一仰脖子把酒喝下。我把湿巾递给他，他接过，擦了一把眼泪，然后又把两只手的手心手背都擦了一遍。

太阳越升越高，直射在头顶，感觉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喝着吃着，老主任说：“这三座坟里埋的都不是一般人，老和尚法智咱就不说了，圆寂那天天降大雪，满川举孝。陶若松两口子也不是凡人，那所作所为，与凡夫俗子大不相同。你还记得他日记本上那首诗不？‘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松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太厉害了，把他俩的经历、情感、归宿、结局，甚至姓名，都写的清清楚楚，凡人谁能把身前身后事参透的这么清楚，预测的这么明白？”

我说：“那首诗我后来查到了，本来出自唐朝袁郊的传奇小说《甘泽谣》，讲的是圆规和尚的故事，后来宋代苏轼又把这故事改写成了《僧圆泽传》，原诗也照旧收录进去。问题是，陶若松为什么就偏偏这么看重这首诗歌呢？这首诗既不著名，也不普及……而这首上千年前古人所写的诗，居然能把他俩的名字、定情之物和身世、结局都道得这样分明，真像是一语之谶啊！”

他说：“那就更不得了了，说明他们这段缘分早在古代就已经注定了。你看看那块石头，从东北抱到陕北，活不离室，死不离墓，埋了埋了，还演绎了那么一场悲剧。三生石，我一直琢磨这个三生石，我以为……”

我说：“那意思是说他们有前世、今生、来生三世的缘分。”

他说：“不全对。今世就已经‘三生’了，埋在这里的三条生命，都和这块石头有关啊。”

我喝了一杯酒说：“这‘三生’里面就数张宏轩要差点，人家俩都是大学生，他连中学都没念过。”

老主任神秘地说：“哦，张宏轩你可不敢小瞧他啊，他们三人里，那俩只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和结局，张宏轩却能看到以后的世事，可不得了啦。”

我惊愕地问：“这话从何说起？”

他说：“你不了解张宏轩，他平时开会发言，连个完整句子都说不出来，可是你看他疯了以后，出口成章，一套一套，合辙押韵，如有神助，他哪里就突然来了那么大的才华？”

我说：“他那就是随口说出的疯话，没什么实际意义吧？”

“疯话？那你就错了。我记得你还记录过他那些顺口溜，还能记得不？”

我说：“还记得一些，许多都忘记了。”

“我第一次发现他的话被应验了是在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当时要求给有孩子的育龄妇女都带节育环，大部分妇女都抵触，到处躲藏，被民兵抓回来强行上环，弄的鸡飞狗跳墙，寻死觅活的，上访告状的，满世界一片混乱，我突然想起了张宏轩和孩子们对骂时候的几句话：‘你骂我，我不还，你妈X上挂铁环，你妈躲，躲不了，一把拉来就压倒。’我一下就震惊了，这场面怎么张宏轩在几年以前就知道并且讲出来了？那以后我就反复回忆，记下了他那些疯话，后来是全都应验了啊，没一句空话。”

我越发惊奇了：“有那么神奇？”

“你说你还记得几句，你说说，你看应验了没有？”

“我记得大刘把他按到地上以后，他说：‘二杆子，灰锤子，遍地都是倒霉的。’这话明显是咒骂抓他的人是二杆子，灰锤子，将来要倒霉嘛。”

“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不，近二十年来，咱走马水河川的年轻人大部分外出了，他们出去做什么？倒腾煤矿，倒贩煤炭，‘遍地都是倒霉的’，说的是这个事情啊。你看，东起东北三省，西至乌鲁木齐，北至二连浩特，南到深圳海南，直辖京津沪渝，自治的疆蒙桂藏，内地就更不用说了，所有的煤炭市场百分之八十都控制在他们手里，这不是个小气候啊。”

我说：“他还说过；‘地下雷，天上闪，日鬼倒棒没人管’，那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不明白吗？咱这里一直有句老话叫‘日鬼倒棒’，谁不务正业就说他‘日鬼倒棒’。其实张宏轩说的日鬼倒棒的棒不是棒槌的棒，而是磅秤的磅。日鬼倒磅是说在磅秤上捣鬼。这些贩煤的，主要靠这个才能大把的赚钱啊。磅分两种，一种地磅，他们钻到里面垒砖，调整计量，这是‘地下雷’；一种电子磅，他们利用高科技，安装一个电子装置上去，然后用遥控板在几百米以外一闪，要多少吨就能显示多少吨，一根鸡毛也可以过出一百吨的分量来，这是‘天上闪’。日鬼倒磅没人管，不是没人管，而是不能管，不敢管。这些看磅的和单位领导，都吃了好处，他们能管吗？敢管吗？你要敢管，我就给你抖落出来，要倒霉咱们一起倒霉，我原来就是个穷小子，大不了再回到原来的位置，你是领导，你是干部，你不害怕那我就陪着你。就靠这日鬼倒磅，这些人都发了，北京买豪宅，海南盖别墅，个个都开百十万的车，比市长、书记都气派。领导当然乐意接触这样的大老板啊，吃吃喝喝，称兄道弟，一个一个不是人大代表，就是政协委员，其实他们能出什么谋，献什么策？就是能贡献点人民币嘛。”老主任喝了一杯酒继续说：“这贩煤、倒磅都算不了什么，这些愣头青小子出去，靠的是机智，吃的是腐败，他们做的算不上什么造孽的事，你还记得张宏轩说的造孽的话不？”

我说：“我记得啊，那是他快把坟挖开那次唱的，‘刮台风，下暴雪，卖棺材的造大孽’。”

“对对对，就是那次。我一直纳闷，是人总要死，死了总得有个棺材，卖棺材的造什么孽呢？一直到最近这几年，我突然醒悟了，他说的哪里是什么卖棺材的啊，他说的是卖官鬻爵，卖官发财，他认为这些人是造了大孽了，卖官造成的损害要比台风、暴雪这些自然灾害要大的多，所以说是‘造大孽’啊。你想，花钱买官那些人上台以后，他能不变本加厉地腐败吗？不贪污不受贿他连买官的成本都回不来啊。”

我不知道是张宏轩当年确实已经预测到这些后事了，还是老主任自己在穿凿附会。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些担忧和分析不无道理，说的也都是我们耳闻目睹的事实。他见我听得入迷，又说：“还有一段嘻嘻哈哈的词儿你还记得不？原话是‘哈哈哈，嘻嘻嘻，嘻嘻哈哈看自己，自己身上捉王八，王八生两子，洗的洗，杀的杀，菩萨庙上清风刮。’现在就到了看自己，在自己身上捉王八的时候了。‘王八生两子’，这是什么？‘双龟’呀，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双规’了吗？以后恐怕还有大的动静，‘洗的洗，杀的杀’，这是要大动干戈了啊。”

我插话说：“我想应该是清洗一批贪墨自肥的赃官污吏，然后刹住这股贪污受贿的歪风，不会真的大开杀戒吧。”

老主任接着说：“我想也是嘛，要是真按照法律规定的十万以上就判死刑，那得死多少人？恐怕要比抗美援朝死的人还要多了，那还了得？”

一瓶酒已经见底，我把最后一杯酒双手递给老主任说：“这杯酒我敬您，张宏轩的话那么多人都听到了，但是谁也没有理解，都认为那是疯话，只有您懂得他的真谛，而且理解得那么深刻，那么透彻，您也是圣人啊。”

老人家摆摆手说：“我成不了圣人，我在官场混的时间太长，心地不纯净了。就现在这点感悟，也是我退休之后，远离官场后才慢慢琢磨的。”

我在杂志社担任社长已经十多年，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不是在指责我。我心虚地拿起喝空了的酒瓶说：“今天拿一瓶酒是不是少了点？”

“不少不少，我平时只喝二两，今天喝了半斤没醉真是奇迹。哦，不够半斤，他们还帮咱喝了点。”他指了指坟头说。

我说：“他们只两小杯，可以忽略不计。”

他说：“今天这些话在我肚子里积压了多年，如果遇不到你，我就是沤烂到肚子里也不会讲出来，我要讲了，众人一定以为我疯了。”

我说：“有时候，在圣人眼里，俗人都是傻子；在俗人眼里，圣人就是疯子。”

我们正准备离开，上来一个提着篮子的中年汉子，不用问，单从相貌就知道这是张宏轩的儿子。他见他父亲饭床上杯盘狼藉，疑惑地打量着我们两个陌生人。我说：“你是轱辘吧？你七岁时候住院我见过你。”轱辘问：“你们是……”

老主任说：“他叫贾东平，在省城工作，我叫曹瑞宝，就住在咱镇上，你爸爸生前和我们俩都是好朋友，今天清明，我俩特地来看看他，陪他一起喝几杯酒。”轱辘一听，感激地说：“我常听我妈说起你们，谢谢你们来看望我爸。我爸的好朋友，那就是我的长辈嘛，来，我给你们磕个头。”他说完就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我拉起他说：“你知道中间这个坟里埋的是谁吗？”轱辘说：“我知道，是陶大夫两口子，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我说：“你不能忘记他啊，这个陶大夫他救过你的命你知道吗？”

“知道，我妈给我说过。”

“以后再来给你爸烧纸，顺便给他们也烧点好吗？”

“不用叔叔安顿，我原来就给烧着哩，还有这边的法智老和尚，我也给烧哩。”

“这个饭床和碑是你给你爸立的吗？”

“是啊，立起两年了。”

“这些一共花了多少钱？”

“不到两千块。”

我掏出皮夹子，数出一沓钱说：“这是两千六百块，你拿着做一套这样的墓碑和饭床，安在陶大夫墓前。”

“啊呀，用不了这么多，两千块就够了。”

“两千块是前年，现在什么都涨价，我怕两千六都不够呢。要是真不够，你就贴上点。”

“碑上写什么字不？”

“当然要写啊，就写‘陶若松华秋月合葬之墓’。”我怕他记不住，掏出一张便笺，写下了式样。

“要写谁立吗？”轱辘又问。

“不用，就这十个字。”我把写好的纸条连同钱一起放到轱辘手里。

轱辘接过钱说：“本来我自己掏钱立这个碑也是应该的，可是我妈一直有病，我家里日子过得很紧巴，只好就用叔叔的钱吧，真不好意思。”

老主任一直没说话，突然问道：“你妈得的什么病？”

“就是哮喘，一到天气冷了就气短、咳嗽，老毛病了。”

老主任背过身也数出一沓钱说：“这点钱拿回去给你妈看病去吧。”

轱辘说：“这怎么可以呢，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我怎么能用你的钱哩。”

老主任把钱塞到轱辘口袋里说：“我老，可我有退休工资，比你们好过，钱不多，就一千二百块，你拿着吧。”

一千二百？为什么是一千二百？我狐疑地看了老主任一眼，他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自顾自柱着文明棍一步一步朝下山走去了。

最后一抹夕阳照着他略显佝偻的背，映成一个剪影。

转眼又是三年。又一个清明节快到了，我不知道轱辘把陶若松和华秋月那个合葬墓碑立起了没有。

（注：《精魂》已由新加坡浩宇出版社出版，作者授权本号推送电子版。剽窃必究）

朱占平，男，陕西子洲人，生于1953年10月。法学研究生，高级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陕西省刑法研究会理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仲裁委仲裁员。1970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工人、记者、文学创作员、通讯干事、律师等职。

朱占平在从事律师工作的同时，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他的作品除在《散文选刊》《延河》《陕北》《宝塔山》《陕北文化》等刊物发表外，还汇集出版了散文集《聿心居杂记》（2006年，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等她长大》（2009年，作家出版社）、长篇小说《五哥放羊》（2014年版，作家出版社）、整理订正出版《陕北传统民歌汇集》（2017年3月版，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精魂》（2023年，浩宇出版社出版）等。